打造数字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的关键问题与路径建构,“五个协同”实现数字湾区一体化发展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在全球经济运转中的核心价值越来越凸显。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举措,更是数字湾区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从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及粤港澳大湾区现状出发,从区域一体化、产业联动、协同创新、国际合作的角度,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构建数字湾区一体化发展央地协同、粤港澳协同、全要素协同、双循环协同、产学研协同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数字湾区;大数据中心;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

DOI:10.16582/j.cnki.dzzw.2021.06.004

数字湾区是数字经济湾区经济形态转型升级的全新趋势,是以信息技术为动力、互联网平台或企业为核心,推动信息、产业、人才、资源等在湾区区域内有序集聚、充分赋能的过程。作为国内要素集聚度最强、经济活力最佳、制度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在启动之初,就把构建符合习总书记提出“三融五跨”要求的区域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作为重要抓手。

以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为核心,构建支撑粤港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打造“数字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纽约的金融湾区、东京的产业湾区、旧金山的技术创新湾区的全新定位,对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大湾区价值创新链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的落地实践,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转型和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的总体思路及实施建议。

一、背景与现状

(一)政策背景

作为全国一体化国家大数据中心建设理念在区域层面落地的示范性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构想最早由国家层面提出,并在一系列顶层制度中不断加以明确。

  •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正式提出:“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探索有利于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的政策举措,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和国际化创新平台。”
  •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提出,支持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
  • 2019年12月,深圳市政府将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正式列入《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行动方案(2019-2025年)》。
  • 2020年10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再次将支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纳入政策清单。
  • 2020年12月,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被列入《深圳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21年工作要点》。
  • 2020年底发布的《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区域布局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

至此,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从一个战略构想开始,经过国家、省、市各级政策层面的不断丰富演化,已经成为集政策体系、基础平台、产业生态、创新资源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体系化工程,将成为未来推动整个大湾区数字经济一体化、集群化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二)现实基础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截至2020年底,粤港澳大湾区总人口7000万人,GDP总和10.22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2.57%。从大数据发展相关配套来看,大湾区在数据汇聚、产业规模和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都已具备国内首屈一指的基础条件。

一是数据资源极其丰富。围绕经济社会运行和湾区内外规模庞大的人员、物资、资金、技术等产业要素流通,大湾区内产生集聚了海量数据流和信息流。据初步测算,目前大湾区“9+2”城市群总数据存储量超过2500EB,约占全国的21.5%,商贸、港口、航运、物流、海关、商检、医疗、金融、通信等领域数据规模均处于全国前列,这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奠定了雄厚的数据资源基础。近年来,在粤港澳三地共同努力下,跨境数据互联互通和融合水平不断提升,粤港电子签名证书互认、“快易通-粤通卡”联营卡项目合作、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RFID应用等一批跨境数据流通基础设施项目陆续运行。

二是产业优势十分突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拥有一大批实力强劲的数字经济骨干企业。中国电子信息十强企业中,华为、比亚迪、TCL等均位于大湾区。珠三角地区数字经济规模已超过4万亿,占GDP比重达到44.3%,占全国数字经济规模的13.6%,经济数字化程度全国第一。在产业创新能力方面,2019年全球专利申请前50强企业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平安科技、中兴通讯、大疆创新、华星光电、腾讯等湾区企业位列前茅,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4411件PCT国际专利申请排名第一。

三是基础条件不断改善。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总体水平不断完善,互联网骨干网和城域网不断扩容升级,数据中心产业已经形成以穗港深为核心、阶梯式辐射周边的产业布局,服务器上架率和数据储存量位居国内前茅。截至2018年底,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中心机架数总规模达到44.9万架,占全国20%,珠三角9市数据中心上架率为62.41%,高于全国的平均值50.69%,其中深圳上架率69.01%、广州上架率63.21%。湾区内拥有广州、深圳两大国家级超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全球领先,依托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龙头企业建成一批智能化、绿色化云数据中心。完善的网络和计算基础设施体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提供了一流的技术支撑条件。

四是应用需求日益增长。大湾区产业数字化结构不断升级,逐渐成为驱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在制造业企业的应用率不断提升。服务行业数字化水平较高,在医疗服务、教育、娱乐、餐饮住宿、交通物流、金融、零售、旅游等服务业数字化领域均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信息消费规模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居全国首位,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量占全国近七成,移动支付占全国三成。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业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步伐日益加快,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发展空间。

(三)研究现状

当前,推进湾区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构建“数字湾区”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共识。研究者在借鉴国内外湾区发展的基础上,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化支撑产业、数字化产业模式层面展开探索。杜昕然通过对世界三大湾区发展的历史逻辑进行梳理,发现整体呈现湾区因贸易而起、因工业而兴、因城镇化而荣、因国际化而强的特征,但就未来发展而言,“数字湾区”是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数字贸易、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有机协同是必然趋势。

与世界同类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方面还有很大潜力。沈润森等指出,在产业结构层面,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的第三产业均在80%以上,已经完成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的过渡,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为66%左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有待以数字化为契机加快转型升级。钟嘉毅借助 SLEPT宏观分析模型,从社会、法律、经济、政治和技术五个角度分析对比国际上三大湾区的现实情况,认为从经济层面,世界三大湾区都有突出的产业定位,旧金山湾区侧重高科技、互联网、生物制药等领域;纽约湾区则拥有全世界最顶级的金融保险业,同时承担美国东部的航运任务,而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定位需要进一步突出。到数字湾区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全球形成统一市场体系,除去战略共识和制度保障,数据要素的流通是湾区一体化的重要支撑。

当前,伴随5G和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作用将更加突出,成为“数字湾区”建设的核心关键抓手。

从数据中心的功能角色来看,根据世界湾区发展规律,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国际三大湾区发展的共有特征,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湾区”的建设,离不开以数据中心、5G等为代表的一体化新型基础设施支撑。陈卫东等指出,在大数据时代,应当着力探索以区域数据中心为核心建立一体化基础设施体系。从数据中心的建设条件来看,粤港澳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在未来会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大数据应用中心,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杨勇指出,在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层面,湾区内数字经济领跑、跟跑、并跑并行发展,年轻群体居多,数字经济参与程度高,拥有庞大的人、车、物等基础数据源,独角兽产业群为湾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从数据中心的发展需求来看,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数据中心发展面临系列问题,一线城市和核心经济城区数据中心集聚,计算需求不断增长,但是自身承载力有限。对此,有研究者提出,粤港澳湾区的建设可发挥区域城市间协同作用,形成数据中心产业带。从协同联动产业生态的角度,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的建设需要建立统一数据对接标准、搭建基础架构、接入港澳,在与不同应用场景的结合中实现其价值。

“数字湾区”是数字经济时代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大数据中心作为数字湾区纵深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当前相关的研究侧重历时分析的对比、现状和探索,这样使得大数据中心的研究呈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与其他湾区对比时忽略数字湾区的定位;二是数据中心的现状探索过于宏观,没有注意到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三是数据中心技术层面的探索欠缺应用场景。因此,在找准数字湾区定位的背景下,将研究对象聚焦在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结合区域特殊性,试图寻求建设路径。

二、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

(一)适应制度多样性,需要数据融合寻求新模式

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要建立自由流通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市场,一般来说要经历三个步骤——交通路网的互联互通行政划分的拆围经济发展的密切合作,可以看出一体化需要硬件、软件、组织机制的有机结合

综观全球各大湾区,无不是在同一政治经济体制下运行,唯有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独特的多样性制度环境:不仅有“一国两制”方针下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还有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广东自贸区的南沙、前海蛇口和横琴三个片区。因此,就一体化的动因来看,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陆9城与香港澳门存在制度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承载双重目标,一是利用港澳优势引领中国经济优势,二是更好地将港澳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郁明星等从国家和区域一体化数据治理的角度研究认为,大数据中心是推动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加速释放数字资源红利的动态进程,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大湾区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多样性和互补性,既为数据整合打通后释放的“数据红利”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为数据资源的跨境、跨域、跨级融合互通造成了巨大的体制机制障碍,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力度,大胆探索创新思维模式、技术路径和业务模型,形成适配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大湾区多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数据信息资源共享共建机制。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阶段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珠三角与港澳的差距逐步缩小,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互补转为替代。既有研究表明,制度差异是一体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因此探索数据融合模式需要在考虑人才需求、人才互通、区域政府协调合作产业转型的基础上,逐步从功能性区域一体化转变为制度性区域一体化,形成湾区内通用的数据交换体系。

(二)避免分工同质化,需要产业联动形成新格局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地”的特殊格局,“9+2”城市之间在产业集聚、港口分工、交通物流、招商引资等诸多领域存在种种同质化竞争现象

在大数据领域,大湾区各城市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依然存在,个别城市甚至出现每个区县都建大数据或数字经济产业园的现象,行业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粤港澳地区9市政府大数据中标项目中,超过2/3为本地企业,行政主体间“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乃至“以邻为壑”体制困境有待突破。针对此,任志宏分析认为,在数字产业发展格局上,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极点领先、特色突出”的特征,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作为极点数字经济水平领先,具体到每个城市而言,香港和深圳数字创新特色突出广州和佛山数字产业特色突出澳门和珠海数字生活特色突出,这为区域内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创造了一定条件。

《2020粤港澳数字大湾区融合创新发展报告》提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的协调协同发展,正处在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与自下而上的技术创新相结合发展的关键阶段,应当着力打造“9+2”融合发展数字产业集群,塑造数字驱动雁阵模式

未来,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过程中,应当着重思考穗、深、港等数字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如何协同带动大湾区内其他欠发达城市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速发展。比如可以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地域原有产业类型,重新测算算力需求和承载能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数据中心产业带。

(三)黏合产研两张皮,需要协同创新实现新突破

从数据中心行业总体趋势看,融合技术创新、多场景应用、云边协同、市场导向是未来的核心趋势。当今世界各国均提出将数据要素与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深入融合的战略举措,如美国商务部2015年发布《数字经济议程》,2020年1月发布《联邦数据战略和2020年行动计划》,对建立数据伦理框架、强化数据保护和推进行业应用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日本政府2017年发布《“互连产业”:东京举措2017》,次年推出《提高生产率特别措施法案》,提出产业数据共享项目认定制度、新技术“规制沙箱”制度、政府数据开放官民圆桌会议等举措。英国政府2015年出台《数字经济战略(2015-2018)》,其下成立“创新英国”项目,推出5大方面、21项具体措施,包括保护数字化资产价值、提高数据供需对接效率、构建数字化供应链、搭建数据互操作标准系统和交易系统等。

目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和数字经济发展中,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现象较为严重。一方面,港澳的国际化高端科研资源与广东9市的产业需求之间缺乏有效对接,湾区内部高校和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较为松散,大数据协同创新不足,关键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缺乏长期规划,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程度较低。目前,湾区集成电路自给率只有14%左右,无线射频芯片、传感器、嵌入式处理器等5G核心关键技术80%以上依赖国外。另一方面,湾区大数据复合型人才匮乏,据基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大数据中心的数据分析,当前大湾区9市数字经济类人才岗位薪酬水平低,相比京沪两地分别低20%和14%,对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数据采集、分析、清洗等技术蓝领,以及人工智能、机器人、VR等领域人才缺口较大,数字化中高端人才依旧紧缺。弥合产业和研究的鸿沟,需要构建数字经济产业体系,培育数字生态系统,推动科研单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合作,优化合作模式,发挥两者的协同创新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在人才方面,重点强调创新性人才的引进,逐步摆脱共性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现状。

(四)提升国际影响力,需要打造数字丝路新标杆

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但与纽约、旧金山、东京等全球知名大湾区相比,其对全球产业高端资源的吸引力仍然有待提升。目前,世界500强企业总部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共17家,远少于东京(60家)、旧金山(28家)和纽约(22家)三大湾区。下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应当坚持国际视野。《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9)》[19]指出,基于大数据驱动的产业供应链管理创新是大湾区发展的主要方向,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大湾区作为数字载体参与全球合作已成为必然趋势,应通过“数字丝路”建设加强与亚太地区特别是太平洋岛国的经济社会交流。在数字经济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中心建设是新的历史机遇,要以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为引领,发挥港澳与全球各国民间经济人文联系广泛,以及广东9市实体经济产业需求强劲的双重优势,探索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前店后厂”共生模式,着力推动大数据在贸易互联互通、金融汇兑、法律咨询、语言翻译等领域形成多种创新性合作模式。

三、坚持“五个协同”,构建数字湾区一体化发展路径

(一)坚持央地协同,一体化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规划建设

就数据中心优化发展而言,央地协同是重要趋势。自2010年起,美国联邦政府提出了联邦数据中心整合计划(FDCCI),各州负责具体整合工作,共同推动数据中心大型化、一体化、绿色化建设,推动数据中心供需与区域产业发展对接[20]。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地”多种政治制度、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特殊格局,在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中,应坚持央地协同联动,强化顶层统筹。为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应着力从三个层面建立央地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第一,在组织架构上,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大数据中心深圳分中心现有机制,建立国家信息中心和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双总体”机制,具体筹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工程建设工作。待项目一期建成后,再进一步推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工作机制下择机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联席会议制度。

第二,在框架设计上,将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作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位为粤港澳三地“9+2”城市区域服务节点,与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节点共同构成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家级枢纽节点,在大湾区城市实现算力动态调配,缓解珠三角算力紧张;推动广东与粤北省份算力资源互联,进一步扩大算力资源调配空间。

第三,在数据资源建设上,依托一期工程建设,通过本地存储、数据接口或联合建模等方式对接公共信用、公共资源交易、投资项目等国家级平台,并落地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系统粤港澳子系统、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大数据实验室粤港澳子平台、中国一带一路网海外投资项目库等数据资源主题库,可对接相关各类数据资源达到53.2亿条,逐步推动国家级数据和创新资源落地湾区,形成立足湾区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集聚全球资源的数据高地、产业高地、创新高地(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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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粤港澳协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资源互联互通“一张网”

在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区域布局方面,创新性探索提出“一核三极多点”模式,着力解决数据在安全可控前提下实现跨境、跨域、跨级共享流通、协同应用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支撑问题,形成“超宽高速、安全可信、全域互通、灵活适配”的湾区数据资源“一张网”。

第一,充分依托深圳毗邻港澳的地域优势和数字经济占据湾区“半壁江山”的产业优势,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具备跨境直联优势的地区选址落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核心节点,搭建湾区核心主节点基础云平台和湾区一体化云合规认证平台,基于动态本体、属性关联的方法论,一体化推进数据采集、汇聚、组织管理体系建设,为大湾区一体化数据融合、综合应用等能力形成提供支持保障。

第二,在广州、香港、澳门分别选址建设粤港澳三地中心节点,分别汇聚三地数据,并在深圳节点实现安全可控共享。

第三,按照《广东省5G基站和数据中心总体布局规划(2021-2025年)》等文件要求,在佛山、东莞、珠海、肇庆等区域内其他城市分别建设区域节点,实现与“一核三极”(参见图2)的互联互通,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建立系列通用标准和协议,促进基础建设整合及数据共享,打造立足粤港澳、引领带动泛珠三角地区、辐射“一带一路”的数字经济高地,助力建设世界级智能城市群和国际一流的数字化湾区。在具体技术手段上,针对粤港澳三地制度多样性特点,建立适配不同保密要求场景的统一数据要素流通环境:在低保密场景下,基于“明文数据共享交换+数据沙箱”技术,实现数据“阅后即焚”;在中保密场景下,构建密文数据交换为主的多方安全计算环境,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在高保密场景下,建立以联邦学习为主的联合建模环境,实现“数据不出门”。基于区块链、算法黑箱审查、CA认证、时间戳、数字签名等技术,构建覆盖交易法人、交易对象、交易过程、交易合同的数据公证体系,建立基于区块链的政企可信数据联盟,充分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在实现数据可信流通方面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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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全要素协同,推进湾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典型的“使能性”(Enabling Technologies)和通用目的性(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GPTs)特征,其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空间,具有广泛支撑国民经济各行业和活动的作用。王建冬等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其本质是要实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协同发展,而上述四个链条的有机联动、有效呼应的前提,则有赖于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大数据为主线、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数据链”穿插联动,从而真正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在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规划建设中,应始终着力推动数据与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深度融合,实现以数据流通驱动产业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在深圳和湾区实现围绕产业链、整合数据链、联接创新链、激活资金链、培育人才链的“五链协同”发展模式(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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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数据资源体系建设上,提出以人、企、车、物、事、地等六类本体为主线,结合不同领域建模需求,搭建本体特征库综合管理系统和领域专题库,构建覆盖分层多元异构数据的一体化管理应用机制,形成覆盖湾区“9+2”城市群的物资流、人才流、资金流、创新流、信息流“五流合一”大数据采集开发利用机制。

二是在应用层面,同步规划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区块链应用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平台、智慧能效大数据服务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广州)人才大数据平台、深圳国际科技产业信息服务平台等一批行业示范应用,形成“1+N”的应用推广服务模式。

三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同步规划立足粤港澳、辐射服务全国的数据要素交易平台,面向大规模、高频次、政企联动的数据交易场景,在交易模式、定价机制、安全保障等环节,引入数据沙箱、联邦学习、区块链等关键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拥”“可用不可见”,引导场外交易向场内交易转移,确保数据有限流通,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盘活数据资产。

(四)坚持“双循环”协同,构建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调度综合体系

“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划建设之初,就将主动对接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作为题中应有之义。

在构建“内循环”方面,按照《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等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围绕构建全国“东数西算”跨区域算力资源统筹调度机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与贵州、甘肃两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上云”层面,聚焦互联网存储灾备、清洗加工、移动办公等对网络时延要求不高的场景,探索完善“东数西存”格局;在“用数”层面,形成数据资源流通“一盘棋”局面,优先推动东部地区相关电子政务数据类项目迁移到西部数据中心集群,将此作为政府财政项目前置审批条件;在“赋智”层面,探索人工智能产业东西协同发展新模式,将后台模型训练和人工标引等算力成本较高的业务迁移到西部,不影响东部人工智能企业工作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成本。

在构建“外循环”方面,发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数据直联特殊通道的政策优势,结合数据特征库等技术手段实现跨境数据不见面,算法模型见面”。在制度层面,通过创新数据安全技术和数据治理方式,保障数据出入境安全,探索围绕金融数据等领域成立联合专责小组,多地协同打通数据安全管理政策壁垒。积极探索建立“全球数据港”,推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步拓展数据、算法、算力等资源共享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体系,与相关国家共享大气、海洋、国际运输服务等公共数据,进一步将大湾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持续的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

(五)坚持产学研协同,打造以大数据为纽带的湾区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与数字经济“1+3”创新发展体系,即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为依托,以产业联盟、创新社区和开放基金三大平台为抓手,联合产学研各方共同构建大数据创新生态圈。

第一,联合顶级科研院所、知名企业等相关机构组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院,研发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监测预测模型、指标体系和智库产品,推进跨领域协同创新,开展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集中突破数据资源动态本体特征库、数据流通控制等核心理论和关键技术,重点围绕医疗健康、城市安防、普惠金融、营商环境等领域强化数据应用算法和模型开发力度。

第二,组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产业创新联盟,广泛吸引粤港澳三地相关产业机构,形成数据资源、产业资源、创新资源共享机制。强化和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政府层面引导和支持,通过加强三地政府合作,围绕大湾区建设发展尽快出台推动产学研合作相关政策措施,促进科研经费跨境使用,实施引进高层次人才优惠政策,加大对校企合作和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等。

第三,搭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开放创新社区,通过创新应用大赛、创新沙龙、开源社区等方式汇聚湾区内外创新资源,搭建人工智能智力众包平台,吸引各界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智力开发。建立一批人工智能人才培训基地,积极拓展海外培训基地,同步强化基础理论与操作实训,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复合人才梯队。

第四,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创新基金,实现大数据前沿科技势能与经济动能高效转化。

四、结语

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共生的现象。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数字湾区”是其重要定位,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配套来看,在数据资源、产业优势、基础条件、应用需求等多个层面已初具优势,数据中心作为算力基础设施,对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贸易、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就现状而言,大多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比湾区定位发展模式、新型基础设施与数据中心的关系、数据中心自身行业的发展等角度展开,缺少数据中心与区域实践的结合,而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构想最早由国家层面提出,目前探索数据中心与区域一体化、协同化发展模式和相应政策创新路径的研究较为少见。

综合以上,本文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特征、城市分工、产研合作、国际交流等现状,提出四方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中心一体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发展路径来看,需要坚持央地协同、粤港澳协同、全要素协同、双循环协同、产学研协同,从而构建数字湾区一体化发展路径,促进大数据中心建设落地。

来源:刊载于《电子政务》2021年第6期

曾坚朋,王建冬,黄倩倩,等. 打造数字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建设的关键问题与路径建构[J]. 电子政务,2021(06): 29-38.

作者简介:

曾坚朋(1980—),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王建冬(1982—),男,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府大数据分析、数字经济。

黄倩倩(1993—),女,硕士,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为机器学习、数据治理。

易成岐(1988—),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数据支撑政府决策、社会网络大数据分析。

郭巧敏(1994—),女,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使用大数据方法开展社会政策评估的探索性研究”(项目编号:18CSH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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